如果没有消费安全感顺水鱼财经

主流的说法总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居民花钱消费,而不是为了居民能够更多地享受消费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很别扭,但已经通行了很多年。

别扭就别扭点,不过担子已经逐渐转移到我们“80后”肩上。虽然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成长艰辛,但总体来说我们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温室花朵”——生长在社会持续稳定、经济高速增长的改革开放阶段。现在,头上那层透明的盖子揭开,该压下来的都要压下来了。

而30岁~50岁则被称为“储蓄人口”,在2010年~2020年,储蓄人口的新晋人群完全来自于“80后”。而消费人口的增量主要来源于他们的长辈和子女。很不幸,他们的长辈中,大多没有社保或者社保金额非常低,而他们的子女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高消费（只要看看现在少年儿童的作息安排、“新晋”父母挑选奶粉时的小心翼翼就知道了）。

在老龄化社会逐步来临时,我们还要培养一代能力超强的后人（他们不但竞争激烈,而且负担同样沉重）,可是现在,我们许多人还“不敢”结婚,更“不敢”要小孩,因为在创造“消费”之前没有安全感。

从国际比较数据看,中国“储蓄人口”的负担并不算重。中信证券引用的另一组数据说明,中国的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很低:中国当前的抚养比仅39%,而全球抚养比在1950年~2050年的最低点是52%,美、日、欧的最低抚养比也在50%左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比中国高。中国老年人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几乎进入一个较快的上升期,2010年尾为11%,2015年尾为13%,2020年为17%。

但中国的老年人（尤其是当下的老年人）要比许多国家的老年人都“难养”,因为他们青壮年时处于低工资、低社保、低医保（或无社保、无医保）的状态,进入老年后积蓄和养老金甚少。

这些摆在眼前的“消费需求”已是不轻的负担。当然,这一代“储蓄人口”还要面临自身生存压力,比如高房价,吞噬着长者的储蓄和自己未来收入。问题在于,工资收入在现有的分配体制下占比很低,而收入所得税却相当高。这样的对比下,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不得不“油然而生”。

除了工资收入低以外,不安全感还来自于工作本身。中国绝大多数工作岗位由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但是在国有经济的强势和垄断收益面前,它们依然显得脆弱。

工资收入之外,财产性收入似乎也很值得期待。比如,券商研究未来的消费前景,无非是想说明它对股市的影响,并请君入市。但至少到目前,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中国股市依然是高危地带;那些代市民' 理财的机构投资者,其可信度不仅没有专业能力证明,更被“老鼠”们啃噬得颇有“洞见”。

虽然我们如履薄冰,但乐观的因素也在天天见长。医疗改革、社保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鼓励民企发展、加强资本市场建设等等都在进行高频度的讨论,也都有所行动。

最近最夺目的是对房价的调控,虽然政策刚刚出台,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但相对于短期效果,更重要的是,它是否意味着住房政策的根本改变——' 房地产事业的目标是指向居者有其屋,还是GDP引擎短暂的节奏调控。经济生活中的安全感来自于——“我们”（居民）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工具。就算只是“过客”,如果“储蓄人口”没有消费安全感,消费的促进作用要打多少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