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周期调节应与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一致 _ 东方财富网

“理论、实证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都表明了，改革不改革、改革到位不到位，经济增长差异巨大，相差可达3个百分点。”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12月21日表示，逆周期调节政策只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争取时间、打下基础、创造条件，而不能解决持续发展和根本性问题，应该与市场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大方向相一致。

在当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9—2020)》显示，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外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下稳中求进，取得6%以上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2020年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和开放，以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局面。

课题组认为，面对外部的负面冲击和周期影响，逆周期调节政策对于稳定投资、消费、进出口、汇率等有其现实必要性，但需要注意其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的有机结合。在全球竞争性货币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做到灵活适度，不搞强刺激。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配合宏观审慎政策防止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一方面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另一方面也要提振民企信心，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民企融资成本，并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财政政策应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助力民企、改善民生、促进民富为导向，稳定就业市场形势、改变阶层分化的格局，抑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恶化、控制家庭债务规模，来激发提振市场有效投资和消费内生性需求。同时，适度增加财政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出，可以促进公共品外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有相关性，应更多使用致力提升市场功能的普遍性、功能性或软性产业政策，慎用倾斜性、选择性或硬性产业政策，以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

田国强表示，我们需要以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论来区分哪些是改革前后的共性因素，哪些是差异因素。新的差异因素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经济全球化开放应向更高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自身制度环境的改善。

第一，应促进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促进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让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成为不依靠政府倾斜政策，与民营企业一样受到公平对待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开放之于改革的倒逼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不能仅仅停留在商品、要素等方面的流动型开放上，也要向规则、议程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全方位开展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行性，在全球贸易规则重塑中保障自身利益。

田国强强调，定位恰当的维护和服务性有限政府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及市场失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硬性的产业政策尽管是需要的，但应该保持适度，保持慎用，更重要的是提供基础性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维护和服务性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让经济走向更加平衡和充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方式，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才能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早日实现。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