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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罗思义
中国近来收紧资本账户管制以限制资本外流、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度贬值，是一种正确的举措。显而易见，如果中国不具有控制资本的能力，那么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资本外流压力、人民币汇率灾难性崩溃，以及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近来收紧资本账户管制以限制资本外流、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度贬值，是一种正确的举措。显而易见，如果中国不具有控制资本的能力，那么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资本外流压力、人民币汇率灾难性崩溃，以及严重的金融危机。这证明，那些反对中国取消资本帐户控制的中国经济学家如余永定是完全正确的，主张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只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正如《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指出：“如果中国资本帐户全面开放，那么中国政府就会失去对其最有效的经济杠杆的掌控。”
了解近来所发生的事件，就会明白某方施加压力逼迫一国开放资本帐户导致后者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并非什么新鲜事。中国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威胁的国家。被逼而贸然开放资本帐户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均因此付出惨重代价：1992年后俄罗斯经济遭受灾难性损失，1998年东南亚国家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研究这些危机案例，有助于了解当前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如果中国现在或过早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危害性。
维持资本控制本身并不能解决诸如人民币汇率等所有的问题，比如央行是否应该干预外汇市场？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应维持在什么水平？但研究贸然实施资本帐户自由化的东亚国家和俄罗斯所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就会了解中国现在不推进资本帐户自由化是对的，这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
1997年以前，东亚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有关方面诱导下放开了 其国际资本账户，这意味着取消境外资本控制措施，而对境外资本控制措施的取消致使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 1997 年发生大量资金外流，造成了当年灾难性的亚洲 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
人们对美国是否故意加速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以阻滞“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一旦发生危机，美国一定会支持导致危机恶化的政策，反对旨在减轻危机的举措。
同样，东亚债务危机前， 1992年俄罗斯的经济“自杀”是在敌视俄罗斯的西方对外政策势力集团和在俄罗 斯恢复资本主义和国家解体过程中致富的寡头利益集团共同绞杀下实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俄罗斯国内的非爱国经济集团在此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俄罗斯国内外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精心协调他们的政策目标。在这方面，俄罗斯国际资本账户自由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方便了那些寡头们将巨额资金转移到俄罗斯境外。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
“俄罗斯政府不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巨额贷款，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而那些从政府取得慷慨馈赠的寡头们则不断将巨额资金转移到俄罗斯境外。
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与高估货币汇率同步进行的，旨在服务于寡头利益集团。
对于人民和整个国家来说，高估货币汇率是一场灾难，但对于新兴的商人阶层，高估货币汇率意味着利益，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 用较少的卢布购买奔驰轿车、香奈儿手提包和从意大利进口的美味食品。 对于那些极力向境外转移资金的寡头们，高估汇率同样意味着利益，因 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其持有的卢布换取更多的美元。”
甚至在俄罗斯1998 年债务违约和货币贬值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和促进的、并获美国支持的系列经济援助项目，是在利用本国经济“自杀” 牟利的俄罗斯内部利益集团协调下进行的，主要集中于这些利益集团控制的经济 行业。斯蒂格利茨在谈到其当时在世界银行的经历时说道：
“我们觉得这些寡头将其资金转移到境外需要数日甚至数周的时间， 事实上他们仅用了数小时或数日。俄罗斯政府甚至允许其货币汇率升值。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那些寡头们可用较少的卢布换取较多的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它们向俄罗斯提供的巨额贷款，仅仅几天后就会出现在塞浦路斯和瑞士的银行账户中。面 对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矢口否认这是它们提供的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美元，俄罗斯将这些美元给予本国的寡头们，这些寡头们则将这些美元转移到境外。我们当中有些人开玩笑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脆将这笔钱直接汇付到瑞士和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 中好了，那样岂不更加省事？”
总之，俄罗斯是能被诱导“自杀”的，这不仅是因为外部势力推波助澜，还 因为俄罗斯国内某些集团能够从中取得巨大利益，而这些利益集团也是试图削弱 俄罗斯的外部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利用的对象。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和其他敌视中国的势力也试图将这套对付俄罗斯的方法用于对付中国。
本文正文部分节选自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