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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专栏作家 车宁
虽然中外语境和实践的不同导致了对普惠金融商业性、适当性的不同认知，但为了未来战略转型的破茧成蝶，当下的业务经营不妨“傻”一些。
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从王室手中获取特许经营执照（Royal Charter）的那个时刻开始，现代商业银行就一直游走于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盈利之间，而当经济民主等思潮和实践特别是近来的普惠金融兴起以后，银行脚下的钢丝更显得格外脆弱。
这样，普惠金融也就成了聪明人的游戏，花样越来越多，故事越来越精彩：
有人把它作为进身之阶，索性放弃业务的盈利追求，只为求得监管领导的青睐。
有的则玩起了会计游戏，口口声声的公益表象之下，潜藏的暴利黑洞触目惊心。
凡此种种，让即使对普惠金融有再深信仰的人也难免灰心丧气。不过，近来关于网商银行的一则新闻却让笔者看到了行业的几许柳暗花明。即使在财报季喜提“最不赚钱银行”，这家机构的新任掌门人却还是表示要继续当一家“傻子银行”，做服务小微企业最多但利润最少的银行。
做“傻子银行”，凭什么？
坊间自有看法。比如说这是作秀，是金融强监管下的自我救赎；也有说这是套路，和互联网早期跑马圈地的打法并无二致。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对此臧否是非，只是觉得对于行业寄托成经营模式转型希望、社会视之为数字普惠“道成肉身”的互联网银行们来说，这些议论还是失之浅薄——
从成本角度观察，“傻子银行”的出现得益于客户服务边际成本的递减。这首先是互联网银行们本身就是轻资产的运营机制，并且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早期享受了较为充裕的客户、资本和监管红利；其次是相较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人+柜台的传统模式，互联网+平台可以以更经济、更高效的方式实时触达更广泛客户并做到风险可控；第三，虽然平台建设早期的沉没成本投入巨大，然而之后增量客户拓展和服务的空间巨大而费用低廉，并且很容易获得规模效应的加持；最后，平台经济本身就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维度贡献编织成巨大的增值网络，对客户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从商业模式观察，“傻子银行”的出现意味着普惠金融业务目标的变化。对于普惠金融服务，行业经常讲要在公益下实现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在过去，这种“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往往简单被置换为“利润增长”的可持续性。放眼未来，一方面普惠金融服务将从过去依赖资金优势、网点数量等的“阵地战”迅速向生态建设、运营能力等的“总体战”演化，另一方面以“大智移云”为代表的前沿技术超越了过去边缘和工具的定位，正在通过与银行体制机制转型的大势相结合而重塑后者风貌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利润就不再是发展的单一目标，网商银行所谓“傻子银行”的自嘲也不难理解了。
从服务客群观察，“傻子银行”的出现可能是行业发展道路的根本转折。从改革开放之初机构恢复设立时算起，商业银行就一直不能完全摆脱“第二财政”的阴影，不但服务客群以“三大一高”（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高端客户）为主，就连内部也是以“公机房”（公司部、机构部、房贷部）最为强势 。不过随着内外部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交织作用，长尾客户迅速成长为商业银行都不能忽视的客群，不但有利润上的规模效应，更能贡献数据和入口而成为后者转型的希望。不宁唯是，随着服务客群和业务范围的扩大，银行与客户、生态愈加水乳交融、难分彼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放银行”成为行业共同愿景，传统银行和互联网银行的界限未来想必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
作为长期进化的副产品，我们总是习惯于重视眼前而轻视长远。过去，互联网公司携其技术和模式优势，以“降维打击”的姿态把行业唬得朝不保夕、心惊肉跳，而在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之后，大家在如释重负之余又有了不过如此的判断。然而不管你见或不见，趋势就在那里，虽有反复但大道汤汤。笔者一直以为，发展普惠金融不宜单兵突进，而是一定要与银行业务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的大趋势相结合，具体说来就是要践行“数字普惠金融”之道，真正解决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信用、信息和动力问题。
不过，方向虽然一致，路途却有多条。毋庸讳言，在业务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于先天禀赋、运营能力乃至决策水平等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化：或者在信用中介、风险中介之外再发展出信息中介，成为自己生态的建构者进而进化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或者逐步收缩战线，定位为特定区域、特定业务的专业经营者，依托比较优势而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甚至成为其它星系的一部分。
对于前者来说，要深刻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转型之道。不仅仅是从业务上实现大零售业务-交易银行业务的快速成长，也不仅是金融科技对前中后台流程改造的进一步加强，甚至不仅是社区银行、轻型银行、信息中介等一系列眼花缭乱且众说纷纭目标的实现，而是立体地把前三者结合起来，在高水平的战略研究之下匹配必要的资源投入和机制变革，以“傻”的担当实现“智”的飞跃。
话虽这样，对于不能成长为“一方霸主”的后者来说，未来是否全无希望？也不尽然。对于金融特别是银行业务来说，这是一个充斥着“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和专业能力的市场，即使对于通过掌握社交、电商等网络基础设施而享有某种社会公共权力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在资金成本、金融产品设计、本地市场拓展等方面也可能力有不逮，这就给了银行们另一种“小而美”的选择。
行文至此，不由得再啰嗦几句。其实对于“傻”之一字，国人并不陌生，先不用说《老子》中“大智若愚”的古老智慧，就是在当下的管理培训中，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也被添油加醋地反复消费。然而只要读者稍稍用心，去翻阅当时诸如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安定的《湘军记》等史料，就不难发现硬寨、呆仗之下其实是超越敌手的现代战法。普惠金融的实践亦复如是，虽然中外语境和实践的不同导致了对其商业性、适当性的不同认知，但风物长宜放眼量，为了未来战略转型的破茧成蝶，当下的业务经营不妨“傻”一些。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新兴商业模式的长期观察者，现就职于某大型银行，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