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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欣
经济发展没有让很多普通美国人受惠，甚至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愿意相信极端思想的人数在快速上升，导致民粹思想的流行。他们不再相信社会规则仍存在改良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美国民众情绪高度对立的根源。
近期，美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又一次开始被大众所关注。传奇对冲基金经理Ray Dalio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谈时说，收入不均衡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一场真正的国家危机。他以1930年代为例，那个时代过高的贫富差距助长了极端思想的泛滥，让民众之间的情绪产生分裂和对立。他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推倒重来，但是需要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出重要改变，否则就有重复历史的可能。虽然美国的现有制度让他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他长大的那个时代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对于大部分新一代的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超级富豪们对美国的贫富差距提出严厉批评，并要求对他们自己加税。在此之前，巴菲特、比尔盖茨、JP Morgan现任CEO Jamie Dimon就很多次提出，美国的现有分配制度对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公平。特别是巴菲特，他很多次的提出要对富人加税。2011年，他在纽约时报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提出，要对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加税和对一千万以上的加更多税。比尔盖茨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已经带头缴纳了累计超过100亿美元的税款。Jamie Dimon也在给股东的信中，把收入差距列为困扰美国大多数人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对收入最顶尖的1%的富人加税。
不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对比，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现在美国最顶尖的1%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已经占到国家总体收入的21%。这个比例超过了英国的12.9%，德国的12.7%，日本的9.5%，澳大利亚的9.2%和日本的7.1%。在同类的发达国家里已经是最高的水平。相似极端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历史上也曾经在1930年出现过18.1%和1941年19.5%。在那两个时代美国分别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拉大常常伴随着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
这种收入差距的不平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获得了进一步的显著提升。从2007年至2016年，美国最贫穷的20%家庭年收入增长了12.1%，到达了12943美元。但是同期，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年收入则增长了30.6%，到达了375088美元。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变化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不稳定增加，工资收入增幅放缓，社会投资总额减少，生产率提升减缓、更长的上班通勤时间和更高的离婚率。而且我们还发现，收入的不平衡使整个社会的焦虑感上升。人们认为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很多普通美国人受惠，甚至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愿意相信极端思想的人数也在快速上升，导致民粹思想的流行。
虽然适度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有很正面的作用，但是长期和过度的不平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对于低收入群体，占有社会财富的减少会导致他们得不到原本能够提升自身技能和生产效率的教育服务和社会资源。对于高收入群体，他们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并不会用于更多消费，从而导致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供给和消费基本均衡。如果财富过度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消费就会萎缩，供给就会过剩，经济车轮就会陷于停滞。或者为了避免经济的停滞，穷人利用金融手段向富人过度借贷，最终会导致社会整体杠杆率偏高，金融系统过于脆弱。2008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借贷过度案例。
可能让很多人忽视的是，过度的收入不平衡对美国的社会影响也非常负面。高收入群体占有的财富过多会让他们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形成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收入分配方式。在每次大选的募款活动和政策制定的游说中，高收入群体和大公司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每年有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在被用于向华盛顿的议员们进行游说。按照美国人常说的“黄金规则”，即赚钱最多的人制定游戏规则。如果低收入群体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萎缩，可以想象他们对美国政策走向的影响力未来将进一步走弱。当更多美国人感觉自己被社会前进的车轮所抛弃时，他们就不再相信社会规则仍存在改良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美国民众情绪对立的根源。
纵观历史，收入不平衡的根源很多，也难以产生明确的结论。1930年的大萧条之后的数十年中，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财富的集中度一直在下降。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衡问题一直在逐步提升。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了很多原因。比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工作机会就是在两者内部都提升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的初级技术工人由于工作的丢失陷入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老板由于垄断订单来源而暴富。再比如，企业大规模对新技术的应用。自动化的提升也同步降低了对低技术工人的依赖，造成了这个群体的高失业率。虽然自动化的应用本身也能在高技术领域创造一部分就业机会，但增加量低于减少量，而且低技术工人也无法直接转化为高技术工人。不平衡程度仍会进一步拉大。
也有一部分民众把收入不平衡的根源指向了川普政府减税和去监管政策。今年媒体曝光了网络零售商巨头Amazon去年的企业所得税缴纳为0。更有媒体对大公司的缴税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列出了一长串利用规则漏洞缴税额同样为0，或者偏少的名单。他们认为政府偏袒了大公司，减轻了他们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最近国会议员对于银行业高管的质询中，他们也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对金融业的监管不足，导致了银行绑架市场，过度投机，并最终导致了危机和底层民众的贫困化。
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川普政府还是意识到了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是造成贫富差距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从减税政策的制定迫使一部分企业将制造工厂迁回美国，到“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总统令的签发和强硬的移民政策。保证低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在现任政府的一个重要纲领，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但是减税政策显然单独并未达到预期目标，选择回归的企业数远远低于选择留在海外的数量，而且其对于贫富差距的具体作用其实未明。在广大选民对上市公司的缴税情况有所疑虑的情况下，适时倾听各方意见，对政策进一步评估和修订对于缓和各方的对立情绪非常关键。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