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评论频道-顺水鱼财经网

　　从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来反思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体制运作及其与之相关联的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导向，就会发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就可能不会如单从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增长可能性来分析问题那样乐观了。试问这样一些问题：过去那种高度依靠外贸出口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当下安排有关？自2008年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波动以来，政府的巨大投资和刺激经济的计划，到底又是怎样操作的？从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方向来看，这数万亿财政投入乃至十几万亿的信贷资金大都流入到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国有部门去了，因而实际上壮大了国有部门而不是支持和激励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并且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则仍然快速增长，尤其是消费类税收的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增长几乎是最快的，有的月份增幅达甚至高达60％以上。2008年下半年之后的所谓“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多少用在民营企业发展和刺激消费上，而主要是发展了国有企业，投在了铁（路）、公（路）、基（建）上，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控制和掌控经济和社会的能力。这种种宏观政策措施，从任何一种视角来看，都是某种“反市场化”的操作，而显然不是旨在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发育。这些反市场化操作的“宏观政策”，尽管能维持短期的GDP增速，但能长期启动内需并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单凭把恢复和刺激经济的巨大资金和资源投到铁、公、基上，甚至投在中西部地区，就能真正缩小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就能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共和国的当代经济史，也会知道，这些向中西部资源配置倾斜的政府发展导向，在计划经济时期乃至在更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援建时期，都发生并实施过。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东西部的差距也存在？由此来看，这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增长模式，能否真正消除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从而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现在看来甚为值得怀疑。

　　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标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动态的各种指标都显示，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已经呈现出一种下滑的迹象，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和走势与2008年下半年的情形非常像。这种迹象说明，我们现有的政府主导型增长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有可能正越来越变成了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至少可以认为其阶段性合理性开始值得怀疑。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的中国现状来看，目前中国的政府财税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十多年来不断攀高，政府掌握越来越多资源，整个经济越来越靠投资来推动GDP的增长，且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越来越高，国有部门增长越来越快等一些反市场化的政府操作和政策导向，且先不从资源运用和资源浪费的视角来评估其效率，到底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是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扭曲并最终窒碍长期经济增长，目前我们还很难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还有一个值得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要特别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尤其是经过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国家财政收入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政府和国有部门所掌控的巨大资源已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了。从某种程度上来，中国政府目前所掌握的资源和财力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运作的控制，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几乎没有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可以与之相比。但问题是，在这种超强政府的靠巨额投资来维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模式，与过去20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模式，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么？因而，这种新一轮的“大规模建设”就能缩小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就能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能确保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显然，这种预期和展望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的思路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发展逻辑”。

　　公正地说，当张维迎教授在2010年初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还没有像半年后的今天这样又昭显出增速下滑的种种迹象，并且当维迎预期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时，他提出了要完成“三个转变”最为关键：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二是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到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长；三是从企业的自然型增长，到产业整合型增长。更为可贵的是，维迎还认为，要完成这三个转变，又依赖于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沿着这条思路，维迎预计，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的主轴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话，那么，在未来30年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与法治建设将成为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民主与法治对于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到目前为止讨论的还不多，而较多地还是政治学、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界研究者的一个课题。但是，处于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演变发展路径越来越清楚地昭明，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良序运作的现代民主政制，如果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不受任何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不透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府投资规模及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必定会越来越大。在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有部门越来越强的同时，自由市场机制的空间和范围必定会越来越小，政府投资的效率也会递减，并肯定会出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o奥肯（ArthurM.Okun，1975）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那种政府配置资源方面的“漏桶现象”（theleakedbarreleffect），使政府官员腐败成为一个堵不胜堵、防不胜防的痼疾。这种体制自我演化下去，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难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怪圈。从此意义上来看，现在不能仅仅把法治与民主仅仅视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到一定阶段上人民社会生活的一种“奢侈品”，而应把它理解为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以及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必要条件。

　　更多信息请到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