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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传译
上海磁悬浮谈判内幕见证人
本刊记者 方澍晨 __文
一次在钓鱼台做中国人权对话，王建斌从“箱子”里出来的时候，服务员很惊讶：“这里面坐了人啊？”她一直以为，话从话筒里进去，里面的机器就自动翻译出来了
如果你认识王建斌， 在报道中德合作的电视新闻中，有时会瞥见他的身影。不过， 在这种场合， 更多时候， 他坐在狭小的同传室（ 俗称“ 箱子”） 中， 对着话筒，将耳机里传来的讲话，几乎同步地转化成另一种语言。
坐在“箱子” 里的这种工作叫同声传译，简称“同传”， 是翻译中难度最高的一种。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会议，对时间有严格要求，为了达到即时传递信息的目的，一般都采用这种翻译方式。与此相对，较常见的口译方式是“交传”（ 即交替传译），指发言者说完一段话后，翻译者再开口。
同声传译
“这个职业让我变得特别谦虚”
王建斌一路走到今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小学三年级时，他被选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同一批进去的小孩被分成两拨，老师随机地指：“ 你们学英语，你们学德语。”此后几十年的轨迹基本就此划定。
在附校度过七年半后，他进入北外德语系读本科。之后，硕士、留校任教、赴德读博……如今，46 岁的王建斌除了授课和学术交流之外，还经常给政、商界高层做翻译，其中很多是“同传”。
也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大学第一年，面对刚毕业留校的老师，他带着几个同学闹：“我学了七年德语，你才学了四年，你有什么资格教我？”
不久的一堂课，对他“一生影响特别大”。一位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两页纸，上面都是从德国媒体上摘出来的很生僻的单词，比如“高速路上的转车” 之类，要求40 分钟内写出中文词义。王建斌回忆，那天他们最多写出了大约三分之一，“ 从此就变得特别谦虚”。
真正的谦虚还是从做这个职业开始。“我觉得翻译最吸引我的主要是，总是要面对挑战。因为不可能总翻一个领域的东西，人家说污水处理、生物进化，你不能什么都不懂。做翻译，要有很快进入一个新领域的能力。进去后会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玩的事。视野变大，心就会变大。”
如今，王建斌已不需要再翻译“今天天气怎么样”这种话，因为“领导人自己都会用英语先把这些聊完了”。“ 大家（用母语）谈的都是特别专业的事。”
每次陪德国央行行长，他都很紧张，因为金融并非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还有很多新东西。“提前一星期知道行长要来，这一星期都不安，赶快去看联邦央行网站，上面有特别详细
的知识，比如欧洲支付系统、货币政策，每一块量都非常大。”
他觉得，这种工作可以逼着自己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 我们现在强调快速进入一个领域、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比告诉你‘郎才女貌’怎么翻更重要。”
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比“‘ 郎才女貌’ 怎么翻” 这种技术细节更重要的，还包括深入到文化层面去理解对方。
王建斌曾长期担任冯必乐（Heinrich von Pierer，1992-2005 年任西门子全球总裁）的首席翻译。
2001 年1 月初，冯必乐从上海入境。当时正值上海市和西门子、蒂森 克虏伯两家公司就磁悬浮项目谈判期间，第二天一早，他去见上海市长徐匡迪，谈到下午还没有结果。而按照行程安排，当晚就要到北京，“第二天要见朱总理”。
代表中方的主要谈判者，是上海市磁浮快速列车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吴祥明。“他（吴祥明）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自己讲了两个小时，不让冯必乐说话。冯必乐很不高兴，到北京后向朱总理告状，说这次到中国大家对他不好，把他当项目经理了，‘20 年前我是项目经理，现在不是了’。朱总理诙谐又大气地说，‘ 其实我也是项目经理’。就把他憋回去了。同时朱总理又跟吴祥明讲，像这样的朋友要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王建斌回忆说，那漫长的谈判中，经常有文化的碰撞。“ 比如谈到磁悬浮建成后，验收要找第三方。一般是项目所在国出第三方。但德国人说，‘ 中国现在都没有磁悬浮技术，怎么做得了验收？’就建议他们那边来做。吴总指（吴祥明） 一听就受不了，拍案而起：‘ 你把这句话收回去！不然我现在就离开。’”
王建斌说，自己很能理解吴的举动，出生于1938 年的吴“是在殖民地时期生活过的上海人，有很强的自尊心，很想为国家做事情”。
“德国人有时比较傲慢，让他心里不快，以致即使是非常专业的建议，他也会理解成‘你
看不起我’。这时候就需要翻译去中和，跟他讲，对方不是这意思，是好心。”
后来吴祥明问他，是否把自己的话用那么严厉的语气传递过去了。 “ 我说是，其实打了折扣。我觉得，大家都有良好意愿达成一致的时候，如果一方对另一方说话太狠，可能会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应。我有时候会在里面中和一下，把语气调一下。”
收入与责任成正比
王建斌记得，磁悬浮协议最终签订的那天下着雪，他走出中南海时，“真的掉了眼泪”，因为“终于谈成了”。
在漫长的谈判和后来的实施过程中，他一直是一个调节者，不时告诉吴祥明“他真不是这意思”、“ 是这样的”， 告诉德方“你不能这样对他”、“ 你应该……”。“ 后来，我看着
两边都想‘我求求你了，能不能这样……’”
可以使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了解，是吸引他做这个职业的重要因素。
“ 有时候，领导人讲得那么精彩、动情，却不见得翻得过去。花了无数精力，对方没感觉，没觉得你对他有多热情。翻译的责任很大。”他说。
“ 很多雇主舍不得在翻译上花钱。一个同传一天八千，很多人宁愿去雇个一天两千的。可以看看结果，差别相当大。”
目前，中国同传的市场价是一天6000-8000 元（工作6 小时）。标准和欧洲一样，有时还高一点，因为“中国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王建斌觉得，同传的收入是与责任成正比的。“ 而且做事看的先不是钱，而是责任。” 他经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 一次重要会议前，戴高乐的首席翻译病了，临时来了一个年轻翻译，戴高乐并未向其交代着装礼仪等，只是问：“你做好承担这份责任的准备了吗？”
“ 我昨天看纪念吴冠中的报道。一个记者说，有人做过统计，吴老已卖出的画市值超过了17 亿。中国画院院长脸色立刻就变了，说在他们眼里，吴老的画跟钱没有关系，他们看到的是文化，是民族的脊梁。我觉得同传也是这样。”
要有足够的准备期和休息期
王建斌觉得，公众对这个职业的了解需要“启蒙”。
同传的收入虽然按天算很高，但不可能每天都做。“ 如果一年能拿到100 多天的活儿，在市场上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目前，大多数同传都是兼职，只靠这个维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 这份工作非常辛苦，要有足够的准备期和休息期。” 戴上耳机，精神就要高度集中，一般每20 分钟就必须轮换一次，否则无法继续。
一次在钓鱼台做中国人权对话，王建斌从“ 箱子” 里出来的时候，服务员很惊讶：“ 这里面坐了人啊？”她一直以为，话从话筒里进去，里面的机器就自动翻译出来了。
“ 很多人，包括雇主也这样觉得。他们不知道翻译也是人，不是所有领域都精通，也需要配合。如果你来跟我讲汽车焊板，这些东西你要先告诉我，让我做相应的准备，准备得越好，翻得会越成功越到位。”
“ 美国人以前老抱怨，联合国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在翻译费上。联合国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就找第三方公司做了个研究。结果证明，同传在工作时的压力大于以色列的士兵。那些士兵老怕有巴勒斯坦人暗害他，随时带着枪。
他希望，如果发言者有稿子，最好先给同传看看。“ 哪怕只看了思路，翻的时候反应也会快一点。你的思想再好，翻译不过去，也白搭。”
AIIC（ 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 的标准是，如果有稿子，发言者应该提前两星期提供。“ 其实不一定要求提前那么久，开会前一天传过来就可以。温总理如果准备在讲话中引用诗句，都会提前告诉翻译要用哪些。”
这天中午，面对一桌丰盛菜肴，王建斌感叹说，如果下午要做同传，就只敢吃一些青菜，而且不敢吃饱。那是为保持头脑清醒，避免血液更多地流往肠胃，影响大脑供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