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热线：
手机版
二维码
焦煤涨价200%，玻璃涨价40%，塑料涨价30%，铝材涨价30%，钢铁涨价30%，不锈钢涨价40%，运费涨价33.6%，蒜你狠也来了……
近两月来，在上游原材料、运输成本和环境治理限产的冲击下，中国实体经济被扼住命门，苦苦挣扎。痛苦不是一天酿成的，是过去8年的超发造成的。
2008年中国的M2是47.5万亿，2016年M2是149万亿。过去几年，政府试图建立楼市和股市两个货币池子来锁住超发货币，但股市被一波人造牛市玩残，楼市泡沫又被政府强行盖住，流动性依然泛滥开来。2008年之后大跃进，给中国的煤碳、钢铁、水泥、建陶、卫浴、家具、家电、灯饰、五金、包装、印刷等行业带来了空前繁荣，也酿下了空前危机。这些行业的产能被放大，而如今住房严重过剩和年轻人口锐减交相进逼，与房地产相关行业产能的淘汰将非常残酷，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居民消费，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
并且，过去几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万亿美元，但却没有回收相应比率的人民币，就更加剧了流动性泛滥。当通胀传导到终端消费，必将导致内需更加疲软，从而产生新一波产能过剩，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今年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光和教授带领一个课题组，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4个城市进行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社会调查，结果，企业家选择频次最多的两种最不合理的税分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李炜光说，经过对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我的学生跟我争，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我认为还是挤出效应大。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自上而下”的思维主导财政体制建构过程，未能厘清央地公共责任与财权配置结构，这使我国由财政体制而重归过度集权体制的可能性增大，降低了体制的问责和纠错能力。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政改革运动（变法），这些变法总体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变法不变政”，二是“挹地方而注中央”，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财政体制运作的一个未曾改变过的规律。若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影响，唯有实质性推进改革，唯有接受分权思维，唯有承诺从此不再与民争利。
当然，我们也可以举例子说明中央正在努力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比如李克强总理就说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也在推行营改增。但我们也看到，减税的效果还有待验证，而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等却在步步压来。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天都奔得气喘吁吁，新事物、新思想、新辩题“突突”地冒，随便一捋，火药味浓烈的便有：关广梅1987年投书《经济日报》引发社会关于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讨论，2000年股市赌场论招来各路大佬轮番走台，2004年“国退民进”的论断惹起经济学和法学人的各种对垒并直接把送进监狱……这些辩题大都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前面提及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都极大地影响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偏在此时，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位教授，和辩论国家产业政策，闹出大动静。粗看林张的辩论，说实话，没有出乎预料。
林毅夫支持政府产业政策：就像毛泽东说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国家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太多了，如果你全都做，但资源不够多，只能像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发展起来，最后是大家共同发展。但林毅夫也坦率，说他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时研究产业政策，一千多个经济学家反对，理由是二战后很多使用了产业政策的国家，包括日本，效果很差。但林毅夫还是坚持，不能不要产业政策，那样做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他给出的药方是：提高成功概率。
对此，张维迎兜头驳之：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这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张维迎没有说出的话是：人，包括官员，无知是必须的，因此不可能提高成功概率。
几乎在这场辩论的同时，在另一场合，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谈到产业政策：现在各方正在讨论产业政策有效还是无效，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二十几年了，但讨论并没有逐步深入，常常出现在表面层次上打转的情况。
在同一个场合，前国资委主任谈到：当时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所以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现在我要说的是，应该要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绝对搞不好国有企业。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选了一批亏损企业试点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试点到后来也不了了之。国企改革依然走着走着没路了，下了这么多功夫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体制没动，老体制走新路绝对不可能。所以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到今天14年了，国有企业改革又成为中心环节，又在议了。
吴敬琏说产业政策讨论在打转转，李荣融说国企改革议了几十年，实际上都是在说一个事：议者无权，权者不议，不管这议的多么精彩。
2000年1月3日，证监会副主席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有一场辩论，末了，高西庆说：作为政府官员，要来对付学者提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各位站在我的位置上去辩论也一样的困难。我要讲的是，国营企业在市场上到底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必须历史地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国有企业通通放到市场上。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2800多离退休职工，只靠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工厂的产品过活，问问这些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在中国，像高西庆这样在位的官员大多不喜欢参加辩论，肯出头的多是没有实权的学者，官员貌似委委屈屈，但结果还是官员说了算。而在，官员必须舍得老脸冲锋。2008年为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财长保尔森轮番舌战议员要求批准刺激资金，甚至不惜给众院议长翠西下跪。
